西雅图时报的一个调查机构发现了至少26起由医生向华尔街公司泄露机密和关键在研药物试验细节的事件。这些事件涉及了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顶级研究型大学里的医生，还有一些强大的金融公司，包括花旗集团（Citigroup Smith Barney），瑞士银行（UBS）和Wachovia证券公司。
26起事件中有24起，金融公司向特定客户发布了包含详尽试验细节的报告，这些细节都是从参与机密研究的医生中获得。报告建议客户是否买入或出售药物股票。
获悉时报此次发现的法律专家们说，“从药物研究人员手中购买涉及机密的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是违法的。”前任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副执行主任，Thomas Newkirk律师说，“那是一个进监狱的最‘好’方法。”不论他们是否收钱，那些和华尔街讨论自己在研项目的药物研究人员都违反了开展药物试验之前与药物公司签订的保密协议。
迄今为止，出卖药物（研究）机密的行为还不为证券监管者和大众所知，但是业内的生物技术公司和华尔街却说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前华尔街分析师，现任加州生物技术公司Valentis首席执行官的Ben McGraw说，“每个人都是这么干的……这是普遍的做法。”
西雅图时报发现的这些出卖药物研究机密的行为是由对冲基金策动的，这些基金是一些庞大的不受监管的投资团伙，吸引了那些超级富豪加盟。对冲基金根据主动进攻的战略操控股价快速变化来赚钱，而生物技术产业的不稳定性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仅仅一个药物的前景就可以决定一家小型生物技术公司的股价是上涨还是下跌，因此，任何内部信息都提供了一项潜在的投资获利良机。这些内部信息相当有价值，以至于精明的投资者开出了每年高达一百万美元的价钱给那些中介公司，后者把华尔街和参与在研药物试验的医生们联系到一起。最大的中介公司，Gerson Lehrman Group声称自己拥有6万名固定的医生可以和华尔街对话，这个数字是三年前的两倍。一般来说，中介公司付给那些和精明投资商谈话的医生们每小时300到500美金的报酬。一些医生说从这些对话中他们一年能够赚到数万美元。
制药公司的经理们说他们知道这些行为，但是却不能责怪那些他们赖以依靠的那些指导病人进行药物临床试验的医生们。
当内部信息泄露给特定投资者的时候，普通投资者就成了受害者。那些事先得知药物试验能否成功的人对不知情的投资者低价吃进或者高价卖出股票，利用了普通投资者的“无知”赚取财富。
这样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了更广泛的危害。生物技术公司的主管们说，泄露在研项目的细节会对药物临床试验带来负面影响，并且可能阻止潜在有效治疗药物的开发。Immunex公司（现为Amgen公司所有）的合伙人之一，西雅图生物技术产业的一位先驱者，Christonpher Henny说，“我必须承认，这个事情使我感到震惊。研究人员会以这种方式自我腐蚀，实在可恶至极。”
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的主任，Arthur Caplan说，“这是道德沦丧的行为。在我看来，这是使人感觉美国医药开发和投资过程唯利是图的危险之举。”
泄密的医生
当进行药物试验的医生透露药物无效时，知情的投资商就能大赚一笔
Isis Pharmaceuticals公司在2002年的秋天迎来了一件喜事，因为公司承包了一种新型肺癌治疗药物――Affinitak的研究任务。这家公司位于加州Carlsbad，拥有300名雇员。
但是，公司不知道的是（华尔街的）分析师们早已经给参与这一药物研究的医生们打电话了。尽管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是这些医生还是进行了谈话。
到11月底，Isis的股价在放量的交易中开始下跌。12月初的时候，这家公司损失了20％。
12月6号，一个惊人事件曝光，突然之间关于Isis公司股价下跌之谜水落石出。大型经纪公司瑞士银行（UBS）的一名分析师Andrew Gitkin公布的一份调查文件爆出猛料：进行Affinitak药物临床试验的医生在与UBS的谈话中透露这个药物疗效不佳。
Gitkin的爆料使得Isis公司的股价进一步下挫。
当天晚些时候，一则新闻证实关于Affinitak失败的消息早在一个多星期前就已经在华尔街的生物技术交易市场里传遍了。Gitkin在一次采访中说他相信自己不是“唯一的一位”给医生们打过电话的分析师或者投资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投资商们会抛售Isis的股票，致使股价的下跌。提前得知试验结果的投资商们通过卖空Isis的股票――利用股价下跌赚钱的方法――迅速取得了30％的利润。
医学和药理学双料博士，Isis的首席执行官Stanley Crooke被这件事情激怒了。他说，“我们非常震惊于有些人居然是这样进行分析工作的，也很震惊居然有研究人员会和一名分析师谈话，并影响和导致分析师们做出了特定的结论。”Crooke投诉了瑞士银行（UBS）。同时，他说他询问调查了那些进行新药试验的医生们，试图发现泄密者，最终毫无结果。
三个月之后，Isis公司公布了Affinitak的试验结果，Gitkin的消息被证实――这个药物确实无效。
Gitkin说他没有做错。“我并不知道哪些人签署了保密协议，而哪些人没有签署。我所能推断的是，那些签署保密协议的人将不会和我进行谈话。”有的时候，对冲基金和经纪公司会付钱给那些消息灵通的医生们，安排他们在电话会议中接受投资经理们的提问。但是其他时候，他们收集有价值药物试验机密的方法更加高明和广泛。
最近，花旗集团（Citigroup Smith Barney）盯上了一项大型药物研究，这一研究比对试验药物和一种刚获批准用于治疗黄斑退化的新药（黄斑退化是一种难治眼科疾病，是导致中老年失明的主要原因。）花旗集团咨询了26名眼科医师，而这些医生都不是些普通医生。26人中有20人研究过那种试验药物，有23人研究过另一个用来对比的新药，这就意味着超过半数的医生同时研究过这两种药物。这些医生可以为花旗集团提供有价值的比对信息。
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认为来自巨型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的那个仍处于试验中的药物（产品名为Lucentis），要远远优于来自小公司Eyetech的那个刚上市的新药Macugen。但是医生们在（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上）显得外行得多。根据它自己的调查，花旗集团预言了惊人的结果：根据病人读出眼科检查表行数多少所得出的评价结果显示，使用Lucentis的病人中有97％的人将稳定或者提高视力。5月5号，花旗集团将这一发现整理在一份报告中，并发送给特定客户。
当试验结果公布的时候，那些客户被证明花钱押宝果然押中了。5月23号，在花旗集团的报告出来不久，Genetech公司就宣布了Lucentis的试验结果：95％的病人稳定或者提高了视力，刚好和花旗集团所交谈的那些医生预测一致。
这一消息打压了Eyetech公司的股票，一天时间里这一公司的市值就损失了将近一半。那些依据花旗集团的报告打赌Eyetech公司要输的对冲基金或投资商则在短短3周内取得了超过40％的回报率。
Macugen研究中的负责人，声称自己从来没有和投资者进行谈话的Scott Pendergast医生在被告知花旗集团的报告之后感到震惊，他说：“这绝对是不适当的，他们得到了没有公开的信息。”
西雅图时报调查了Macugen和Lucentis试验中的15名主要研究人员，其中的许多人承认收钱与华尔街进行了谈话。没有人特别谈到了与花旗集团的谈话，但是他们说在Eyetch的股价直线下降的时候他们和许多投资者进行了谈话。
所有的15名医生坚持他们没有泄露机密或者有价值的细节。洛杉矶的一名眼科医师，David Boyer说：“人们会打电话来问你这个药有没有效果。我只是被要求给出我的直觉。”
另一名来自纽约的Richard Rosen医生则说：“他们（投资商）会问我那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这名医生承认通过电话或者面谈的方式和投资公司进行过交谈，大约每天两次，每小时300到500美金。他还说：“他们（投资商）希望得到那些尚未公布的试验结果，但我无法回答。我只能从我判断病人是如何对特定治疗产生反应的个人经验上给出自己的答案。”即使这样，Rosen医生还是承认了他的经验可能会很有价值。他说：“假如你治疗了20位病人，你就可以大致掌握试验的结果。”
一些医学研究人员说他们拒绝和对冲基金或者股票分析师进行对话，因为他们知道对话的目的将是为了获取机密信息。Steven Nissen医生是克里夫兰临床中心的一名心脏病专家，参与了六项正在进行中的药物研究，并且还是FDA中负责评审推荐新药的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说自己就接到过无数个投资商的电话，而对方都辩称只希望讨论某个特定的疾病。Nissen医生说，“一旦我听到那些套词语气，我就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了。研究人员对于试验结果的印象和这项试验能否取得成功有一定的关系。”
在加州Camel管理一家小型对冲基金，并兼职做肿瘤医生的Ron Garren医师对此深有体会。他称自己可以通过与那些正在从事药物研究的医生们进行谈话来了解研究细节，并对这些细节打分。Garren说，“因为机密，医生们不愿意进行谈话。但是许多时候他们也会不小心说漏一些。一般地，从肢体语言上你就可以判断出某人对于正在进行试验的那些药物是否满意。通常，如果你很在行的话，你就可以查出那些可靠的消息。”
曾是一家重要经纪公司的研究分析师称，他学过那些教给FBI和CIA审讯人员的“诱问方法”。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说：“我们从谈论天气或者船员开始，引导医生们进入对话，然后突然插入一个你很想知道的无关问题，接着又回到之前的话题。当医生回忆起来，他只会记得自己进行了一次关于天气或者船员的愉快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