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索拉非尼联合 TACE 治疗为晚期 HCC 患者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我国与其他国家在选择 TACE 同步索拉非尼和 TACE 序贯索拉非尼时有所差异。在衡量肝癌治疗的效果方面，目前尚无一个理想的生物标志物，亟待未来的进一步探索。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消化病医院消化科韩国宏教授对此进行解读。
丁香园：今年是索拉非尼中国上市十周年，根据您的临床体会，您认为索拉非尼的上市使肝癌的治疗出现了哪些改变？
韩国宏教授：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肝炎大国也是一个肝癌大国，每年全球大约有 70 万新发肝癌患者，约有一半的患者在中国。在靶向药物索拉非尼问世之前，我们可以采用的治疗方法包括射频消融、手术切除、肝移植及介入治疗。但对于晚期肝癌常伴有的一些问题，如复发、远处转移及门静脉癌栓等，这些方法难以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因此让我们感到迷茫。
而索拉非尼的问世，不仅为上述难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解决方案，也使得错失手术机会、无法行介入治疗抑或是 TACE 疗效较差的晚期 HCC 患者有了新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索拉非尼可以为那些难以根治性的或者介入性治疗的患者制定联合治疗方案，即在原有的治疗基础上联合索拉非尼，从而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起到 1+1>2 的效果。
所以说，索拉非尼问世十周年，不但为肝癌患者创造了治疗机会，更使肝癌的治疗效果提高和改善。
丁香园：在现阶段，您认为 TACE 联合索拉非尼进一步探索的方向是什么？
韩国宏教授：索拉非尼的问世给 TACE 治疗带来了新机遇，即将索拉非尼的治疗切入时间点前移，加到 TACE 治疗期中，为中晚期（即不能手术）肝癌患者创造了联合治疗的机会。
联合治疗的试验已得出一些成果，包括亚太的 START 研究和 global 的 SPACE 研究。SPACE 研究是一个 II 期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虽然结果没有预期的理想，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此停下 TACE 联合索拉非尼治疗 HCC 的脚步，未来需要更多的、更进一步的探索。
在采用联合治疗方案时应考虑以下几方面：一方面根据患者对索拉非尼的反应性来决定联合治疗方案，有反应的患者可选择 TACE 联合索拉非尼治疗。另一方面是根据临床指标（clinical marker）、生物学指标（biomarker）及不良反应的情况来预测联合治疗的效果。
丁香园：TACE 联合索拉非尼治疗如何进行患者选择、疗效评估，如何判断治疗时机？
韩国宏教授：biomaker 既可以用于评估疗效，也可以用来评估预后。但很可惜的是对肝癌而言，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能够指导临床实践的 biomarker。对于服用索拉非尼的患者，我们无法预测哪些患者疗效好。
所以，在没有 biomarker 的困境下，我们试图寻找 clinical marker，比如一些手足皮肤反应、皮疹等一系列的药物不良反应。药物不良反应不利的一面是它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但其有利的一面是患者可能用药以后的效果比未出现不良反应的更好。所以有必要在这个领域进一步研究，从而更好地判断索拉非尼的疗效和预后。
治疗的时机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尽早的开始联合治疗，以获得最大程度的治疗效果。如果我们能够尽早地使患者达到缓解，患者的生存时间就会大大的延长。
国外在探索 TACE 联合索拉非尼的治疗过程中会强调一个观点——序贯，能够做 TACE 的患者应先接受 TACE 治疗，如果患者对 TACE 治疗不耐受、抵抗抑或是出现进展，那么再使用索拉非尼。但这种疗法的前提是这些国家的患者就诊时肿瘤负荷相对较小，直径大约 3-4 cm。
但是在中国，肝癌患者在就诊的时候，肿瘤的负荷（tumor volume）都相对比欧美国家、日韩国家大，而单靠一个 TACE，可能治疗效果「势单力薄」，需要同时索拉非尼进行全身治疗联合局部的 TACE，才能够使肿瘤的反应率（response rate）更高，甚至能够达到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或者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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