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听到如此优秀的呈现在欧洲肿瘤学会上的报告,让人感到欣慰。其中一个报道尤其突出:仅仅在几年之内,我们在分子表达谱和基因分型领域便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今天,基因变异临床反应的检测和相关性已经成为几乎每个临床试验中必须的元素。
持续进行的关键突变研究和后续的分子治疗靶点激起了研究领域的兴趣。每个致瘤突变都提供了潜在的治疗靶点。与此同时,经验证的预测生物标记物的增加帮助医生为病人选择最合适的药物和治疗方案。由于对病人肿瘤进行具体分型,现在很多病人都表现出较好的反应比率和较长的生存期。药物的个体化正在变为现实—虽然并不是为病人个体定制的治疗学结果,但是至少是为每个个体做药物和治疗的知情选择。
在我所研究的脑肿瘤领域,我们在分子神经肿瘤特别研讨会中得知数个基因突变和遗传特性既是预后也是对改善的治疗结果的预测。研究显示:异柠檬酸脱氢酶突变的检测不仅仅对二、三级退行性神经胶质瘤的诊断有帮助,而且也有重要的预后意义。甲基脲嘌呤甲基转移酶不仅被作为恶性胶质瘤重要的预后指标,同时对于一些病人群体也作为一个预测性指标。
但是这里有一个大的问题,分子生物标记物确实能够帮助作出临床决策?当然,我们知道对于一些癌症来说,基因图谱是标准的,像乳腺癌中的人类表皮生长因子2测验,或是结肠直肠癌中的KRAS基因突变。但是对于大部分癌症来说,分子图谱仍然没有得到临床验证,尽管有大量的令人鼓舞的数据的出现,包括欧洲肿瘤学会的简报,暗示了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改变。
我们能期待有一天将肿瘤用所有已知的生物标记物充分描述作为常规做法吗?如果可以,那么临床医生将会了解完整范围和他们所收到的结果含意,以及在治疗方面标记物的特定组合应用的细微差别吗?或者由于害怕非标准治疗方法所带来的风险和影响,我们将会持续坚持严格的标准治疗方法?
幸运的是,对于恶性胶质瘤—很长时间我们丝毫不了解其生物特性的一种致死性的癌症--出现了非常有前景的治疗反应的生物标记物。更重要的是,甲基鸟嘌呤甲基转移酶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已经被挑选出来作为老年恶性胶质瘤病人对替莫唑胺化疗反应的预测指标。另外一个可以用药物控制的分子变异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上皮生长因子变异体III,并且这正在调查免疫策略的随机临床试验中被探讨。
几乎每种癌症的经验证的生物标记物的数量都在激增,并且不仅仅在成人癌症,在儿科肿瘤领域也出现重要的进展。昨天的专题报告会是有关成神经管细胞瘤的分子异质性。除了已知的遗传突变(CTNNB1、多形T细胞淋巴瘤1、混合淋巴细胞性淋巴瘤2、SMARCA4),综合的深层序列分析显示数个先期与疾病(DDX3X, CTDNEP1, KDM6A)无关的基因以亚群特有的形式发生周期性突变;这些基因中很多与染色质重组有关。令人充满希望的是,这些进展将会很快引起小儿脑肿瘤亚型靶向药物的发展,如成神经管细胞瘤病人的sonic hedgehog抑制剂。
但是即使生物标记物的数量扩大,甚至是经过临床试验验证的生物标记物已经被认同,我们观察到大部分的脑癌患者的治疗决策仍然是依据年龄和行为能力状况来制定的。其实,这个模式在多种领域被复制。
我认为一个最主要的阻碍新的生物标记物在日常临床应用和为了病人的利益的原因就是缺少验证我们实验室试验结果的临床研究。试验能够在大量研究中分离病人群体,却经常证明是不敏感或是针对性不足以应用在我们所面对的个体病人的治疗中。我们需要更高质量的研究,关于鉴别已有的生物标记物最好试验检测方法的分析性能。目前,我们缺少一个生物标记物的选择过程,这与新药必须经历的过程相似,如药物的1、2、3期临床试验。临床研究者与基础研究者需要跨学科结合在一起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年轻的肿瘤医生,我对于癌症学科进展如此迅速以及在2012年欧洲肿瘤学会再一次变得如此清晰明确感到激动万分。参加了这次会议,激励我继续成为癌症研究中的一员,协助发展这个迷人的领域,这样,我们最终总有一天能够打败癌症。我希望我的同仁能够分享我的这种心情,并且能够喜欢在这个美丽的城市维也纳举行的这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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