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提示脑肿瘤中形成的血管大部分由肿瘤细胞构成,约翰.霍普金斯的科学家们发表了他们的实验室数据驳斥了这些研究。基于肿瘤的血管理论引发了对以这些血管为靶目标的抗癌药物的使用和价值的质疑,包括贝伐单抗(阿瓦斯汀)。
“我们并不质疑脑肿瘤细胞是否具有表达血管标记物的潜能,也不质疑肿瘤细胞有时候能找到进入血管的途径,我们质疑的是这些情况发生的程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病理学主任Charles Eberhart博士说道,“总体上,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没有发现这些血管里含有大量癌细胞的证据。”
约翰霍普金斯的病理学、眼科学和肿瘤学教授Eberhart说,一年前受邀参与学生的杂志俱乐部会议(即讨论在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的论坛)时,他第一次遇到肿瘤血管具有癌性特点的说法。“我对此的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是真的?’”Eberhart说道,“我们检查脑肿瘤组织的临床经验不支持这一说法。”
长期以来,研究证实恶性脑肿瘤含有大量的血管以满足其生长的营养需求。当肿瘤释放出促进血管生成的生长因子时,就会形成血管。这些研究为治疗策略开启了一扇门,能够以血管生长和血管细胞本身为特异性靶目标。
更近期的,意大利和纽约Memorial Sloan Kettering癌症中心的科学家们发表了其研究结果,其研究提示肿瘤血管由干细胞形式的脑肿瘤细胞的原始类型所生成。他们的研究,在20-90%的脑肿瘤样本中发现了血管细胞上的肿瘤标记物。这个美国意大利的研究团队说他们的发现也提示癌样血管更加容易对药物抵抗,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像贝伐单抗的药物能产生瘤体缩小的反应,却只能维持较短周期。贝伐单抗目前被美国FDA批准用来治疗结直肠癌、肺癌、肾癌和脑癌。Eberhart说道,病理学家,包括哪些研究脑组织的专家,使用某些基于组织的技术来区分正常细胞与癌细胞。,他说,当评估因疑似癌症而经外科手术移除的脑组织样本时,大部分病理学家同意这些样本上的血管细胞始终缺乏与肿瘤细胞相关的分子变化,按照Eberhart的观点。事实上,他们经常使用这些血管细胞作为“正常对照”与潜在癌性细胞对比。
在那次杂志俱乐部的经历之后,Eberhart与同事神经病理学家Fausto Rodriguez博士、Dana Farber癌症研究院及哈佛医学院的同事合作,更加关注脑肿瘤样本中的血管细胞的分子特征。他们检测了超过100份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和Dana Farber患者样本中的EGFR和 IDH1标志物,这是两个在脑肿瘤中突变的共有基因。
“我们也用被称为CD34的标记物来区分血管细胞与其他类型的细胞,”约翰霍普金斯的病理学副教授Rodriguez说道。研究团队发现不超过10%的样本中包含带有EGFR或IDH1肿瘤标记物的血管细胞,而且在那些少见的肿瘤样本中,只有少数细胞表达那些标志物。Johns Hopkins-Dana Farber-Harvard团队检测了血管壁所有部分中的肿瘤标记物是否存在。
团队的实验室实验结果在线发表了1月份的《Oncotarget》杂志上。
尽管两个小组用不同的标志物来识别血管细胞,Rodriguez说“对任一细胞来说,没有一种标志物是绝对的。”
Eberhart 和 Rodriguez注意到美国意大利研究团队在评估肿瘤标志物时,主要集中于分离样品中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研究技术,通过观察细胞形状和细胞群中的物理关系可能产生的联系被忽略了。Johns Hopkins 和 Dana Farber的研究者通过检查整个组织的细胞来进行研究。
“拥有丰富检查细胞经验的病理学家习惯于快速区分血管细胞与正常细胞,当观察真实生命样本中细胞间是如何联系时,我们能获取许多信息,”Rodriguez注释道,他说团队的发现有机会应用于任何被认为含有干细胞的肿瘤。
除了Eberhart 和Rodriguez,研究团队还包括约翰霍普金斯的Brent Orr和Dana Farber癌症研究院/哈佛医学院的Keith Li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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