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控制，时不我待。
全世界癌症的发病率正在逐年增加，而其中又以发展中国家最为明显。
尽管我们对癌症的病因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肿瘤疾病依然存在，而且似乎有加重的趋势。因此，癌症预防工作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需要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投入以及思维方式的转变等等。
半个世纪以前，有75%的英国男人吸烟，今天，这个比例降低到了20%。这一生活习惯的改变使得英国中年男人因为肺癌而死亡的人数减少了一半。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呈现出了类似的趋势，不过降低的幅度可能没有英国那么大。
禁烟活动并不是唯一取得成效的癌症预防措施。人群健康筛查工作也能起到非常好的肿瘤预防功效。巴氏涂片（pap smear，即宫颈细胞涂片）检查能够发现女性宫颈癌前病变。自从开展了这一筛查项目之后，美国妇女宫颈癌的发病率从1975年时的5.5人/10万人降到了2007年时的2.4人/10万人。抗病毒疫苗（Antiviral vaccine）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比如在1982年诞生的乙型肝炎病毒疫苗就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自该疫苗出现之后，在有些国家里，儿童乙型肝炎病毒慢性感染的比例从15%减低到了不到1%。这极大地降低了他们成年之后罹患肝癌的风险。我们希望近几年出现的HPV病毒疫苗也能起到乙型肝炎病毒疫苗这么好的效果。
尽管我们取得了上述这些成果，但是癌症并没有得到控制，依然我行我素，在全球肆虐。根据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CS）的统计，2008年全美新增1270万肿瘤患者，而为此支付的医疗费用是9000亿美元。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30年时，美国每年大约会新增2100万肿瘤患者，每年因肿瘤死亡的人数将达到1300万人，相关的医疗费用则根本无法预计。
全世界的科研工作者们从来都没有放松对肿瘤的研究工作，一直希望找到能够治愈肿瘤患者的方法。但是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肿瘤与吸烟有关，至少四分之一的肿瘤与其它生活习惯有关。只局限于“治愈癌症”这个目标开展各种研究工作只能是徒劳的。为什么我们知道有一些因素和方法可以预防癌症发生，但是癌症的发病率还是逐年增加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而且答案就隐藏在癌症病因之中。
问题的严重性
癌症的起因多种多样，非常复杂，我们现在已经明确环境因素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的联系，比如第二代移民容易罹患的疾病就和当地人比较相似，而不是与他们的父母雷同。但是，环境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比如，有90%的肺癌都是由吸烟引起的，但奇怪的是只有不到1/6的烟民会患上肺癌。有一些癌症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的，比如BRCA1/2基因突变与乳腺癌和卵巢癌有关，还有一些肿瘤与雌激素、雄性激素和胰岛素等有关。还有一些肿瘤是由于各种病原微生物导致的，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富裕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里因为HBV、HPV和HCV等病毒以及幽门螺旋杆菌等细菌和水生寄生虫等病原体导致的癌症发病率分别为6%和22%。生活方式也与癌症有关，在近20年里，随着人们腰围的增长，各种与肥胖相关的癌症，比如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结肠癌等等的发病率也在与日俱增。
虽然我们说起来头头是道，好像对肿瘤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真正要开展预防工作时就发现到处都是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流行病学家Richard Doll发现吸烟会导致肺癌发生，但是过了几十年我们才逐渐改变了以前的那种香烟文化。在这10年里采取的强制禁烟措施也是在慢慢积累了大量医学数据和政治意愿之后才能得以实施的。
不过，美国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专家David Hunter认为吸烟这种情况属于特例。在公共场合和工作场所里禁烟还能够保护其他不吸烟的人免受二手烟的危害。但是，其他不会对他人健康造成危害的致癌生活习惯也能用这种类似禁烟的方式加以约束吗？比如重视公共健康的人可能会强调与肥胖相关的疾病会增加整个社会的医疗成本，但是从逻辑上来说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导致癌症似乎又不太站得住脚。
开展更进一步的预防措施，比如强制接种疫苗，禁止食用反式脂肪酸或者对不健康的食品收税等等又有可能会限制每个个体的选择。这些都属于比较危险的政策。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癌症研究中心（Integrated Cancer Centre, ICC）的肿瘤学家Arnie Purushotham指出，这些（上述更进一步的预防措施）肯定都会成为不受公众欢迎的愚蠢政策。
最近有一些例子也证实了上述这类愚蠢政策的不受欢迎程度有多么大。尽管政府在大力推广HPV疫苗，但是美国癌症协会却预计在所有开始接种疫苗的女性群体中，只有不到25%的女性会完成整个疫苗接种流程。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迫使她们不得不终止接种，因为HPV是一种性传播病毒，所以公众对此会有所非议。美国纽约曾经在2006年开展了一场禁止使用反式脂肪酸的运动，结果被指为是对个人生活的“保姆国家（‘nanny state’）”式的干涉。更为荒谬的是，纽约居然对含糖饮料征收1%的税，不过在2011年1月纽约州卫生官员宣布暂停了这一计划，至少目前是不会征收该税种的。
目前，公众并没有广泛接受癌症是一种可预防疾病的观念。于2010年5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称，越是从本地新闻中了解到更多有关癌症的消息，美国民众对癌症这种疾病就更容易报以宿命论的态度。由于发达国家不良生活习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这种生活态度在癌症发病率正逐年增高的发展中国家中显得更为明显，造成的问题也更为严重。法国里昂国际预防研究院（International Prevention Research Institute in Lyon, France）的院长Peter Boyle介绍，各大烟草公司的业务正在从富裕的发达国家转向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吸烟问题、肥胖问题以及饮酒问题都是低收入国家需要面对并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国家却又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Boyle指出，贫穷国家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一定会被现在发达国家里常见的疾病所困扰。而癌症将是其中最大的麻烦。
科研经费方面的困难
疾病预防研究是一项需要大量科研经费投入的工作，但是决策部分却更愿意把经费拨给疾病治疗研究。预防研究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但是每一次政府换届也都会伴随着政府科研目标的转变。10年前，美国癌症研究院每年财政预算中11.4%的经费都是专门用于癌症预防和控制研究工作的。不过自那之后，这部分经费就逐年减少。根据Purushotham和Richard Sullivan对2010年G20峰会的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全世界公共经费中只有不到4%被投入到癌症预防工作当中。
这其中的缘由十分清楚，我们对新型癌症治疗手段的需求最为迫切，其次就是探究癌症的发病原因和机理。相比之下，癌症预防工作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也没有太多人会为癌症预防研究工作奔走、呼吁。Hunter指出，没有哪位患者能够因为他们自己患上的疾病或者已经被治愈的疾病而要求政客们加大对这种疾病的支持力度。Hunter还补充，如果要加大对预防工作的投入，那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对于公众来说，如果能够治愈疾病，哪怕是让他们稍微延长一点寿命，他们都会觉得意义重大，要远远胜过疾病预防的价值。
此外，疾病预防研究也与传统的实验室研究完全不同。比利时布鲁塞尔（Brussels, Belgium）国际癌症研究与治疗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非盈利机构）的工作人员Ian Magrath介绍，预防研究不会象传统的医学研究那样建立一个实验室，弄些老鼠过来，给它们一些致癌物质进行试验。进行预防研究不会那么精确，因为这里面还掺杂有人类行为和心理学等其它比较模糊的因素。
商业机构、制药企业也不愿意给预防研究投资。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Tufts药物开发研究中心（Tuft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velopment in Boston, Massachusetts）的药理学家Kenneth Kaitin介绍，开发一款新药的成本大约是13亿美元，如果希望达到更高的安全等级，那么研发费用会更高。在这么大的成本下面，如果开发一款预防性用药，你愿意承担多么大的风险？绝大多数人的答案肯定都是“0”。而且评价一款预防性药物的预防效果要比评价一款治疗性药物的治疗效果难得多，而且花费的时间也更长。Kaitin补充，要评价药物的预防效果需要足够大规模的人群作为调查样本，而且这些人都得是非常有可能患上癌症的，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药物的确具有预防功效。这也就是说你得举反证（prove the negative）。
耗时过长这也是一大问题。申请药物专利都是在药物进入临床实验之后就马上申请，可以申请大约20年的专利保护期，具体时限依延期情况而有所不同。申请获批之后（这大约需要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制药公司剩下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因此，如果试验时间过长，那么专利保护时间肯定就更短，这对投资人是非常不利的。这还是在能够与保险公司协商赔偿问题的前提之下。因此Kaitin指出，与开发治疗性药物相比，开发预防性药物更加麻烦。
未来的发展趋势
尽管我们列举了上述种种困难，但是癌症预防工作还是非常重要，非常值得开展的。很多研究机构都开始尝试在医学研究工作中加入预防研究策略。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癌症研究中心对患者进行咨询服务时已经开始介绍预防疾病的信息。比如，如果某位患者因为身患良性肿瘤前来咨询，Purushotham他们就会向这位患者询问一些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从而帮助患者评估罹患癌症的风险。该癌症研究中心还开展了一项名为“快速接诊（speed dating）”的实验项目，它能让家庭医生和肿瘤专业医生之间紧密沟通，帮助家庭医生随时掌握最新的肿瘤检测手段和预防措施。
在有一些研究机构里，癌症预防工作已经逐渐成为了最重要的工作。2009年，在耶鲁癌症中心（Yale Cancer Center, YCC）所有的研究项目中，癌症预防项目从美国癌症研究院那获得的资助是最多的。为了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耶鲁癌症中心的工作人员每个月都会举行一次全院的例会，让彼此之间不可能有交集的工作人员们相互交流。在会议上，心理学家、分子遗传学家、流行病学专家和临床医生等可以共聚一堂，分享信息，交流想法。耶鲁癌症中心癌症预防项目负责人Yong Zhu介绍，我们希望加强不同领域之间的沟通，我们也需要不同领域之间的沟通。
Purushotham表示，慢慢地，他们能够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在将来，疾病预防工作能够以多种方式对疾病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全球健康工作同行们的不断努力和打下的坚实的基础，我们将来一定能够让大家明白，癌症预防工作的意义就好像16世纪的哲学家Thomas More曾经说过的那样：“聪明人选择不得病，不聪明的人才选择吃药。”
